17 后殖民主义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后殖民主义文论的代表作家及其主要论著，掌握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
二．课程内容
17.1 后殖民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发展概况。
17.2 赛义德对东方主义的透视。
17.3 斯皮瓦克对殖民地权力话语的批判。
17.4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当代意义
三．考核知识点
17.1 后殖民主义文论的代表作家及其主要论著。
17.2 后殖民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发展概况。
17.3 赛义德论“东方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
17.4 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文本理论。
17.5 斯皮瓦克论历史记忆与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
17.6 斯皮瓦克关于第三世界妇女与文化批评的主要观点。
四．考核要求
17.1识记： 赛义德的主要论著《东方主义》、《世界、文本、批评家》、《文化与帝国主义》；斯皮瓦克的主要论著《在他者的世界里》、《移置作用与妇女的话语》。
17.2 识记： 后殖民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发展概况：思想来源：（1）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理论；（2）福柯的话语理论；（3）德里达的解构主义；（4）女权主义理论。发展概况：19世纪后半叶即已萌芽，其理论的自觉和成熟是以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出版为标志，其后的主要理论家有斯皮瓦克和巴巴等人。近年来，一批新马克思主义者也汇入了后殖民主义批评思潮中。
17.3 应用： 赛义德论“东方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1）在世界的“话语—权力”结构中看到宗主国与边缘国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上的二元对立，强权政治虚构出一种“东方神话”，以显示其文化的优越感，这就是“东方主义”作为西方控制东方所设定出来的政治镜像。（2）西方为自己的利益编造了一整套重构东方的战术，并规定西方对东方的理解，通过文学作品、文化历史著作描写的东方形象为其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服务。（3）处在西方强势语境的学者个体应保持个性，不为西方意识形态所牵制。尤其是第三世界学者只有通过个体经验才能有效地选择境遇并改变个体乃至群体的命运。（4）强调文化多元主义，使知识分子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误区中“超前性”地走出来，真正进入多元并存的后现代世界格局之中。
17.4 领会： 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文本理论：（1）文本的存在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总是处于一定的时空社会关系之中，因此，文本存在于世界中而具有世界性。（2）文本是一种生产，它不仅生产出无数的文本阐释，而且生产出新的意义网络；写作本身就是把控制和受控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系统转换为纯粹的文字，文本中心主义、文本排他主义的观点都忽略了种族中心主义和人对权力的欲望，而这正是文本与世界联系的根本内容。（3）强调以批评家的文章为中心“位置”，并进而分析文本的介入时间和意识，文本的内在矛盾，文本的不可更改性，文本的偶然性，文本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4）将文学经验与文化政治联系起来，进而强调政治和社会意识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推行文化政治批评，并强调跨学科研究对后殖民主义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17.5应用：斯皮瓦克论历史记忆与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论历史记忆：（1）边缘国对宗主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上的依赖使其历史记忆在被中心话语重新编织中受到“认知暴力”的挤压而变质；因此，要重建真实的历史叙述就需建构新的叙述逻辑。（2）处于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学者不能忘记“主体异质性”的边缘文化身份。（3）不应简单地创造一些反历史、反霸权的激进话语，而应就整个西方话语和政治体制进行意义深远的论战和作观念的全新调整，以此方式修正“臣属”的历史记忆。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1）以解构主义去中心方法解构宗主国文化对殖民地文化所造成的内在伤害；（2）从历史叙事入手，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揭露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历史的歪曲和虚构，建立反叙事，使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3）强调后殖民批评的人文话语；（4）强调后殖民批评中的第三世界妇女的“发言”。
17.6应用：斯皮瓦克关于第三世界妇女与文化批评的主要观点：（1）西方女权主义批评家们不自觉地复制帝国主义式的主观臆断，将第三世界妇女重组成自恋型、虚构型的“他者”。（2）西方女权主义者将“历史”看作一种贬低理论的实证经验，因而对自身的历史视而不见，却以第一世界霸权式的知识实践指定“第三世界”作为研究对象，这表明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局限比学者个人意识的局限要严重得多。只有将历史和政治引入对女性问题的心理分析，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运作理论引入经济文本，才能回到对殖民主义心理分析的起点，才会发现新帝国主义的操作机制。（3）在男性权力话语中，第三世界妇女成为不在场的、无名的、不确定的空洞能指，解决的方法并不是按第一世界的标准给予她们以政治和性别地位，相反，第三世界妇女文学经验中那种人的意识、主体性、发言权斗争和对新生活的向往，与西方社会的虚无主义人生观形成鲜明对照，并为第三世界文学自身的非殖民化过程提供内在的力量。（4）女权主义学者在对第三世界妇女的研究中，不仅要清楚“我如何去命名她们？”这一主体性问题，而且更要清楚“她们如何命名?”我这一主体间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消弭东西方女性之间的理解距离，达到第三世界妇女重新“命名”的新历史阶段。